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敢和毛泽东争执、最先否定文革的是谁?
作者:编辑部选    发布于:2020-05-20 08:56:21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
 
  从学,

  他被称为“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”,

  从政,

  他开创了国共之外第三个党派,

  像他这样学术和政治上,

  都极有建树的人,

  普天之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。

  他更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人,

  怼尽文坛大佬,

  敢和毛泽东争执,

  还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,

  公开否定“文革”的人,

  他是中国最敢于说真话的硬骨头。



  他,就是梁漱溟。


  1893年10月18日,

  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书香门第,

  这个家族可了不得,

  先祖为元世祖忽必烈五子忽哥赤,

  也就是说,

 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“蒙古皇族后裔”。

  而作为“皇族”,

  他自小就不同凡响。


  13岁时,他考入北平顺天中学,

  同班同学中,

  不乏张申府(哲学家)、

  汤用彤(国学大师)等佼佼者,

  而一众才子中他脱颖而出。


  他门门功课全靠自学,

  而且完全超过老师的课堂进度,

  他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,

  尤其行文更十分大胆,

  他最喜欢写“翻案文章”,

  用全新的理论推翻旧有的定论,

  见解独到总能出奇制胜,

  成绩回回第一,老师每读他的文章,

  总忍不住兴奋地直拍桌子:

  “语不惊人死不休!”



  梁漱溟1911年留影


  14岁初中毕业后,

  眼见中华大地战乱四起,

  他再也坐不住了,怀着一番壮志雄心,

  投身地下组织“北方同盟会”,

  开始革命活动。

  1916年,年仅23岁的他,

  就当上司法部秘书,

  但这时他却突然研究起佛学,

  还写了一篇《究元决疑论》,

  没想到,竟得北大校长蔡元培青睐,

  蔡元培读完连连惊呼:

  “佛学见解独到,好文,好文!”

  于是,中学毕业的他,

  就凭一篇文章,

  荣登中国北大的哲学教授坐席。


  但这个时候,

  一个噩耗却改变了他的一生。


  1918年11月7日,

  父亲梁济问他:“这个世界会好吗?”

  他说:

  “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。”

  “能好就好啊!”

  这是父亲生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


  三天后,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,

  留万言遗书说:“国性不存,国将不国,

  必自我一人殉之,

  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……

  我之死,

  非仅眷恋旧也,并将唤起新也!"



  (梁济)


  他悲痛于为大义自尽的父亲,

  但父亲的遗言,令他觉悟了,

  从此他转而折向儒学,

  只为探寻真知,唤醒“新的国性”,

  他用一生解答了父亲的这个问题!


  1921年,

  他所著的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出版,

  文章独特新颖,

  被称为“中国新儒学的开山巨著”,

  一篇文章让他进了北大,

  而这一本书,

  奠定了他今生儒学大师的地位!



  1918年北大文科哲学门毕业照(前排左起:康宝忠、崔适、陈映璜、马叙伦、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梁漱溟,陈汉章)

  见解独到的言论让他声名大噪,

  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,

  却“得罪”了众多文坛大佬。


  一次,蔡元培等人去欧洲考察时,

  北大教职员开欢送会,大家都说:

  希望几位先生,

  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,

  将西洋文化带回来。

  这时,一个声音却突兀地响起:

  “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,

  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,

  但是我很想知道,

  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,

  是带什么东西呢?”

  众人一听顿时语塞,

  再仔细一看,发问者正是梁漱溟。


  散会后,胡适、陶孟和笑着对梁说:

  “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,

  但是天气很热,大家不好用思想。”

  梁却不以为然,

  他认为一般人喜欢说好听、门面的话,

  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,

  又何必说它呢!

  这一番话出口,

  把当时在场的知名学者教授们,

  都统统“得罪”了。


  大家都害怕他的一张“利嘴”,

  渐渐地不和他来往,

  而他毫不顾忌这些,

  只要是关乎治学,关乎态度的问题,

  无论对方是谁,他都直言不讳。



  那时名满天下的胡适,人人敬之仰之,

  而他呢,公然在书中敢指责胡适:

  “胡适说,

  ‘仁就是理想的人道,尽人道即是仁’,

  这是笼统空荡荡的说法,

  这话危险的很,

  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孔子的道理......"



  (胡适)


  而他更不喜欢品性不端的文坛学者,

  经常毫不留情“攻击”。


  他多次说到他很不喜欢康有为,

  披露了康的两件事:

  一件是,

  康有为在西安卧龙寺参观时,

  竟试图盗走寺中多卷珍贵佛经,

  后被人发现并追回。

  还有一次,

  康有为向银行家余凡澄,

  “借”走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,

  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,

  最后不得不派人到康家强行索回。


  他曾一度很佩服章士钊,

  可是结识章士钊后,

  却发现章生活糜烂,

  抽鸦片、赌博、娶妾,

  他直言:“我很失望,我很不喜欢。”



  (章士钊)


  后来因为中国社会问题,

  他还一口气“攻击”了

  张君劢、丁文江、吴鼎昌

  等多位著名学者:

  “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,

  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,

  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,

  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,

  不说倒好些,说了更糊涂。”


  他敢这般直言不讳,

  因为他要自己知行合一,

  心怀“济世救民”的理想,

  就算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!


  1937年抗战爆发,

  他带着学生一起参加抗日,

  他写信给长子梁培宽说:

  “时人说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,此行盖践之以。”


  然后他冒死深入前线,

  组织当地民众打游击,

  辗转皖、苏、豫、鲁、冀、晋六个省,

  宣传抗日8个月,

  好几次遭遇死亡威胁,

  但他始终临危不惧,

  他曾赠送友人一联:“无我为大,有本无穷”。对于生、死,他的态度是“任其自然”。香港沦陷后,在港的众文人学者乘船撤离,那会日机天天轰炸,水中又有水雷骚扰,夜晚满船人都惴惴不安不敢入睡,唯有他鼾声如雷,有人问:“先生不害怕吗?”他答:“怕什么,我是死不了的,我尚有大业未成,不会死!”


 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

 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,

 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:

  天生德于予,桓魅其如予何?!


  1940年“皖南事变”后,

  国共合作遭到破坏,他忧心如焚,

  为调解两党矛盾,

  他率先发起并创立第三政党,

  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,

  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,

  之后他辗转于国共之间,

  为抗日和统一东奔西走。


  1949年新中国成立,

  留在大陆的知名人士都去了北京,

  共商建国大业;

  另外的一些人去了台湾、香港、美国;

  唯独他哪里也没去,

  就留在重庆守着他创办的勉仁学院。


  后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三邀请下,

  他才来到北京,

  和毛泽东一起讨论当下形势,

  有时谈得兴高采烈,

  可他直言不讳的态度,

  也常令两人不欢而散。


  而就在之后的1953年,

  因为他刚介耿直的言论,

  引发了一场巨大风波。



  (梁漱溟和毛泽东)


  1953年9月,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,

  周恩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,

  在小组讨论的时候,

  他第一个站出来,

  为全国农民仗义直言:

  “过去将近30年,

  中共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,

  但自进入城市之后,

  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,

  特别是近几年来,

  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,

  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,

  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,

  城里不能容,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。”


  可对于他的发言,大家很不以为然,

  此后几天的会议上,

  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,

  他十分气愤,牛脾气又犯了,

  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,

  并与毛泽东爆发了激烈争吵,

  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波,

  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:

  “梁漱溟滚下台来!”

  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结束。


  随后,毛泽东给他的问题定了性:

  虽“反动”,但不算反革命,

  要批判,但也要给“出路”。

  可之后,

  没人再愿意让他扯入政坛,

  但他仍旧坚持自己的信念,

  不顾一切继续说真话!
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他更大的劫难到来,

  家中被抄,

  所有的字画、简牍、图书都被烧毁,

  衣物被抄走,

  只能将洗脸毛巾系在腰间以免着凉;

  没有房子了,

  初秋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;

  他被拉到街道上去陪斗“坐飞机”,

  扣上“右派“的帽子。

  如此惨况,而他却说:

  “被毁掉的都是身外之物,没有什么,不过,思想是销毁不了的!”

  他还作了一首“文革”打油诗:

  十儒九丐古时有,

  而今又名臭老九,

  古之老九犹叫人,

  今之老九不如狗。

  专政全凭知识无,

  反动皆因知识有。

  倘若马列生今世,

  也需揪出满街走。


  期间他都自身难保,

  可还不顾一切的为刘少奇、

  彭德怀直言:”他们有自己为国家、

  民族前途设想的公开主张,

  他们的错误只是所见不同!”


  这话一出口,

  他更是遭来更惨烈的批判,

  那时已经80岁高龄的他,

  天天都遭到小组的批判,

  而他在给香港友人的信中说:

  “我以拒不批孔,政治上受到孤立,

  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,

  无所畏惧,一切听其自然。”


  熬过去小组批判,

  又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,

  当受到众人围攻时,

  组织者问他有何感想,

  他扬起头,一字一句傲然宣称:

  “三军可夺帅也,匹夫不可夺志也!”


  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刚直,

  一代大师坚持真理的气魄,

  尽展无遗!


  1976年,“四人帮”垮台,

  在“两个凡是”仍旧笼罩的气氛中,

  他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的说:

  “文革”搞糟了,

  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。”

  而此时,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,

  他可谓是:

  公开讲话否定“文革”的中国第一人。


  接着在政协会上,他又一次直言:

  “今天,中国由人治渐入于法治,

  现在是个转折点,

  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,

  以法治国,这才是历史发展的趋势,

  中国前途之所在,

  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。”


  之后他用尽余生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,

  1985年,

  92岁的他仍坚持站在讲台上,

  他用力地挥舞着手臂,

  用最坚定地声音说道:

  “我不是一个书生,

  我是一个拼命干的人,

  这一生我是拼命干的!”


  而耄耋老年的他,

  仍旧不改自己直言不讳的秉性,

  他和同样年过90的冯友兰见面时,

  痛心道:

  “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,

  更无独立的人格,

  真是最深刻的悲哀!”



  1988年6月23日,

  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梁漱溟,

  在北京逝世,享年95岁。


  在他最后的岁月中,

  他被人们称为:

  中国的脊梁、最后的儒家。

  可他却对这些称谓敬而远之,

  他说自己是一个“问题中人”,

  一生所做只是独立思考、

  表里如一而已。


  而冯友兰的一副挽联,

  更是写尽了他的一生:

  钩玄决疑,百年尽瘁,

  以发扬儒学为己任;

  廷争面折,一代直声,

 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。


  华夏伟人,国士风骨,

  正气凛然,亦佛亦儒,

  义不苟合、刚介耿直,

  直言不讳、独寻真知,

  他,

  集大志大学大成于一身,

  是看透大起大落之大人,

  他以天下为己任,

  无畏生死、敢说真话,

  是时代最真、最勇的大师!


  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

  2019年6月,

  梁漱溟逝世31周年,

  他值得我们的致敬和缅怀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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